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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20世纪上半叶中国儿童健康比赛中的摄影实践为研究对象，从摄影史、视觉文化及儿童史的角度，重新审视儿童健康比赛与儿童摄影之间的关系。文章以近代报纸、杂志、广告和比赛影像为主要史料，考察儿童福利机构与政府、商业品牌以及报刊出版机构三类主体主导的健康比赛，分析摄影在不同语境中如何被调动以建构各具侧重的理想“儿童相”，并揭示其背后科学、卫生、国家、消费、媒介话语的交织和互动。研究指出，儿童健康比赛不仅通过摄影完成了儿童身体和健康观念的视觉化，也在制度化运作与传播过程中深刻影响了儿童照片的拍摄方式与审美取向，推动儿童摄影逐渐发展为一种稳定的摄影类型，参与了中国现代儿童形象的塑造。
1934年8月，鲁迅（1881—1936）以“孺牛”的笔名在《新语林》第4期发表杂文《从孩子的照相说起》。借由儿子在中国和日本两家照相馆拍下的迥异照片，鲁迅探讨了“儿童相”与国民性之间的关系。他观察到，中日两国的摄影师拍照时，对儿童身体姿态和情绪表达的选择是不同的：“照住了驯良和拘谨的一刹那的，是中国孩子相；照住了活泼或顽皮的，一刹那的就好像日本孩子相。”〔2〕儿童文化史学者徐兰君认为，鲁迅所论及的摄影师、照相机和儿童之间的关系，揭示了摄影这项现代视觉技术对儿童身体具有形塑作用，其背后隐含了成人和儿童之间一种发现与被发现的等级关系。〔3〕在儿童被要求面对镜头的瞬间，个体天性、文化规训、技术发展与社会期待交织在一起，构成某种关于“儿童应当如何被看见”的视觉规范。在此意义上，“儿童相”不仅是个人肖像和家庭纪念，更是一种可以呈现时代精神、社会风气乃至国家意志的视觉文本。
鲁迅所欣赏的那种属于“动”的健康、活泼、挺胸仰面的儿童形象，与20世纪上半叶中国城市社会中逐渐兴起的儿童健康比赛形成呼应。这类儿童健康比赛源自20世纪初美国优生学运动中的“更好婴孩比赛”（better baby contests），旨在普及医疗和健康信息，提倡科学育儿，改善儿童健康，降低儿童死亡率。〔4〕1915年5月，苏州具有教会背景的中国妇女社会福利俱乐部（Chinese Women’s Social Welfare Club of Soochow）邀请妇孺医院（Mary Black Hospital）的医生举办了一次儿童健康比赛，对幼儿的体格状况做系统检查与评比。〔5〕此后，基督教青年会（YMCA）和女青年会（YWCA）在上海、北京、杭州、香港等地持续推动婴儿比赛活动，并逐步形成较为稳定的评估流程。20世纪20年代中期，奶粉商等商业力量开始介入，报刊亦以征集照片、刊登评选结果的方式去参加了。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随着新生活运动的展开及儿童卫生事业的推行，儿童健康比赛在举办主体、参与方式与社会影响层面均呈现出高度多元化的态势。
在这些儿童健康比赛中，摄影始终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无论是要求儿童到场接受检查的影像记录，比赛现场的陈设布置，比赛结束获奖者的合照及胜利者的独照，还是通过投稿照片的方式来进行评选，摄影不仅是比赛得以开展的重要条件，也是儿童健康形象被确认、展示与传播的主要形式。儿童的身体被置于镜头之中，成为可以被观看、被比较的对象；“健康”“活泼”等现代概念也通过影像获得了具体而直观的形态，并在再现和复制中逐渐形成特定的表现方式与审美标准。然而，与儿童健康比赛在近代社会文化中的广泛影响相比，摄影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却较少受到系统讨论。既有研究多从卫生史、儿童福利史、妇女史等角度展开，关注比赛的组织主体、活动对象、制度背景及其社会意义。对比赛中形成的大量儿童影像，往往仅作为史料加以使用，较少追问摄影本身如何作为一种视觉实践参与儿童健康的建构。而比赛制度如何反过来影响儿童摄影的视觉语言与表现风格，则仍有待探讨。
基于此，本文以民国时期儿童健康比赛中的摄影实践为研究对象，试图从摄影史、视觉文化和儿童史的角度，重新审视儿童健康比赛与儿童摄影之间的关系。文章将重点考察由儿童福利机构与政府、商业品牌以及报刊出版机构分别主导的健康比赛，分析不同主体在比赛中如何运用摄影呈现各具侧重的理想“儿童相”，并探讨其背后的文化逻辑。同时，文章还将进一步讨论儿童健康比赛制度如何在具体的影像实践中影响民国时期儿童摄影的拍摄方式和审美取向，从而参与了中国现代儿童形象的形塑过程。
19世纪末20世纪初，基督教青年会和女青年会相继进入中国，并逐步在上海、广州、香港、福州、杭州、天津、北京等地展开公共卫生运动，儿童健康成为重点关注对象。〔6〕1917年3月，天津女青年会召开四周年庆祝大会，大会发起关注儿童福利、预防疾病、开展体育教育的健康运动，并计划组织儿童健康比赛。〔7〕同年4月，青年会刊物《青年进步》第2期发表了钱泰基的翻译文章《美国保育婴儿比赛会之大概》，介绍美国纽约婴儿健康比赛的检查标准和评选流程。〔8〕通过大会演说与刊物传播，儿童健康比赛这一源自美国公共卫生实践的形式，开始步入中国关注儿童福利和健康人士的视野。1918年6月，上海青年会体育部为提倡体育、改良育儿方法以达强国强种之目的，举办“空前之婴孩赛会”，分别选出最强健、最美丽、最活泼三类儿童。〔9〕1919年5月，北京女青年会在“福儿周”（better baby week）加入了婴儿比赛会，对婴儿的智力和体格做评估。〔10〕至此，儿童健康比赛逐渐走入公共视野，成为女青年会及相关社会组织推动儿童福利事业、传播现代卫生与育儿理念的重要实践形式。
在具体比赛方式上，女青年会基本沿用了美国“更好婴孩比赛”的模式，以医学体格检查为核心，通过量化指标评估婴孩的健康情况并据此评定名次。〔11〕比如，1919年女青年会在北京举行的婴儿比赛上，婴孩需要首先进行内科检查和脑力检查，然后进入身材测量室检查全身，其检查精确度“不啻试量新募之军人”，最后测试口、齿、耳、目、鼻、喉。〔12〕比赛使用了标准记分卡，卡上罗列了某一年龄段正常婴孩应有的各项标准体检数据，参赛婴孩的具体测量结果被逐项记录在对应的标准数据旁。〔13〕参与发起1920年杭州第一届保婴大会的王吉民（1889—1972）医生，结合杭州、宁波、南京的多次保婴大会测量出的中国婴孩体格数据，对照欧美和日本的婴孩体格标准，总结出5岁以内中国婴孩体格标准记分卡，涉及身长、体重、头围、胸围、腹围等指标。〔14〕美国“更好婴孩比赛”的记分卡和中国的儿童健康体格检查表（图1）对照显示，中国的测量指标虽没有美国详细，个别项目有区别，但大框架是一致的。
图1 南京市第二届婴孩健康比赛会体格检查表 《南京市政府卫生局十九年年刊》1931年4月期
在美国的“更好婴孩比赛”中，摄影与体格检查和标准记分卡同步出现，构成健康评估和展示的重要组成部分。19世纪后半叶，美国的婴孩展完成了人体展示逻辑从“奇观化”“怪异性”到“客观化”“正常性”的转变：婴孩的身体在博览会等公共场所被展览，其照片在大众媒体上传播，不再指向被贬低、猎奇的观看，而是置于可被欣赏、认可与效仿的视觉框架之中，成为健康身体和家庭德性的象征。〔15〕自1913年起, 《妇女家庭良友》 (Woman’s Home Companion) 杂志开始充当“更好婴孩比赛”的推动者和组织者。〔16〕在集中推广这项活动的前面数月中，杂志刊发了多张展示儿童被检查、测量以及获胜者的照片。例如，1913年杂志5月号刊登了一组照片（图2），展示医生检查儿童胸围、心智、牙齿、身高、头围、体重的全过程。画面中的儿童多以正面朝向相机，动作受限、不是很自然，是为便于测量和拍摄以表现检查精确、流程规范、比赛科学而摆出的姿态。正如这组照片图示所言：“这些照片由小乔治·安格曼专门为《妇女家庭良友》摆拍，展示了首席评分医生阿格尼丝·迪特森和心理学家桑福德·贝尔如何对婴孩进行体格与心理方面的检查。这也是此类场景首次被拍摄记录下来。”〔17〕另外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这组照片并未回避儿童的身体，杂志展示的其他获胜儿童也经常裸身出镜。裸体在此无关隐私或性，而是代表了可观察、可测量以及可比较的身体，直观的视觉呈现与量化的评估过程深度关联。照片中的医生、量具和检查台以及照片下方的优胜者体格记分卡共同构成一种高度秩序化、科学化的视觉场景，摄影并不追求生动、活泼、可爱的儿童形象，而是强调身体作为可测量对象的状态。
相较之下，中国早期儿童健康比赛中的摄影却“迟到”了。这里所说的“迟到”，并不代表20世纪第二个十年末至20年代初的儿童健康比赛中绝对没摄影活动，而是指在由女青年会等社会组织主导的比赛实践中，直接呈现体格检查过程及获胜儿童形象的照片，较晚才进入报刊等大众传播渠道。在较长一段时间里，比赛经过与成果主要是通过文字报道加以呈现，摄影尚未成为确认活动开展与传播儿童健康标准的必要媒介。早在1918年，上海青年会体育部举办的婴孩赛会闭幕时，提出“将与赛小孩合摄一影，继又将得奖小孩各摄一影”〔18〕，显示摄影已在组织者的计划之中。然而从现有资料看，这次比赛的合影和获奖儿童照均未在报刊中发表。除摄影技术与传播条件限制外，儿童影像未能进入公共传播，可能与当时社会文化层面对摄影的警惕有关。1920年8月，大昌烟公司效仿西方在上海大世界召开群婴大会，其广告中特别标注“并不拍照”字样，反映出对摄影介入儿童身体的回避态度。〔19〕邵力子（1882—1967）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中对此现象作出尖锐批评：“科学不发达，还以为拍照要拍去运气，甚至拍摄去魂魄。社交不公开，妇女不愿以小影落在男子手中，而男子亦多视妇女小影为玩物。唉——即小见大，想起来线〕这段话将摄影与科学等同起来，而当时的社会心理尚未准备好将儿童摄影（包括母亲抱持儿童的照片）视为健康、科学且值得传播的视觉形象。这种观念层面的迟滞使摄影未能在中国早期儿童健康比赛制度中占有一席之地。
这种情况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发生显著变化。在更广泛的社会文化层面，随着美术界“人体模特风波”的发酵以及人体写生、人体摄影、体育摄影等表现身体的图像在报刊中传播，身体的观看和展示逐渐获得正当性，摄影脱去“巫术”的外衣，成为科学、艺术与现代生活的象征。在这一语境中，原属家庭和私域的儿童照片也更多地涌入公众视野。与此同时，商业性质的儿童健康比赛，尤其是由奶粉商、报刊主导的儿童照片征集活动，使儿童摄影以更易获得和传播的方式率先实现大众化，儿童影像开始频繁出现在广告与报刊版面之中，为后续公益和官方赛事中的摄影实践提供了视觉经验与社会心理基础。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次年孔祥熙（1880—1967）等人发起中华慈幼协会（下文简称“慈幼协会”）。由于其核心领导层与国民政府高层之间的密切关系，慈幼协会在运作上具备同时调动官方与民间两类社会资源的能力，且长期获得国民政府的财政支持，因而呈现出半官方的色彩。〔21〕南京国民政府没有设立专责处理儿童事务的部门，有关事宜多由慈幼协会处理，后者在实践中继承了女青年会举办婴儿健康比赛的理念和形式。〔22〕1929年至1937年，南京市政府有关部门连续举办九届婴孩/儿童健康比赛，社会反响热烈，亦受到报刊媒体的持续关注。1931年，慈幼协会提倡将每年4月4日定为儿童节，获准后，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儿童节纪念办法》：要求“各社会教育机关 (如民众教育馆等) 应举行下列事项”，第三条即为“婴儿比赛，及儿童健康比赛，或儿童智能比赛，前数名酌给奖品”，并要求学校与社会层面在儿童节期间普遍开展相关活动。〔23〕慈幼协会和政府力量的加入，使儿童健康比赛逐渐被纳入社会动员的制度框架中，在20世纪30年代由阶段性活动转变为常态化实践，进入发展的黄金时期。
这一时期，儿童健康比赛中的摄影大体能分为三种类型，各自对应不同的传播目标。第一类为体格检查影像。这类照片集中呈现儿童接受身高、体重等项目检查的过程，画面中常出现医护人员、检查台和测量工具等元素，儿童的身体被摆布成可供测量和检查的姿势，为传播卫生理念以及比赛的科学性提供了直观佐证。1931年《今代妇女》发表的一组由摄影记者陈昺德（1907—1950）拍摄的“女青年会之儿童健康社”照片，正是这类影像的代表（图3），同系列照片之后还刊发在《女青年月刊》和《良友》上。1934年，新生活运动拉开序幕，以卫生、文明为名的家庭、生活和健康检查成为常态，儿童在公共空间接受身体检查的图像频繁出现在报刊中，强化了身体在检查和观看中获得塑造与更新的认识，比赛中的体检照片与日常治理中的检查实践形成呼应。〔24〕此外，部分报刊还将国外比赛尤其是日本的检查影像刊发出来作为经验参照。例如1930年，《今代妇女》刊登了“日本优良健康儿童比赛冠军”的组照（图4）。20世纪30年代，日本《朝日新闻》以年度为单位持续开展“健康优良儿表彰事业”，儿童端正站在标尺格前、高度程式化的体格检查照是该活动初期最常见的影像。〔25〕体格检查是确认儿童健康的方式，而体格检查照片则将这一确认过程转化为可被观看和参照的视觉文本。体格检查照片既让健康变得可见，又强化了儿童健康比赛的科学性和权威性。
图3 女青年会之儿童健康社 拍摄/陈昺德 《今代妇女》1931年第27期
第二类是获胜者影像，包括获奖儿童的合影与个人照。合影通常是获奖儿童父母抱着孩子或站或坐，排成一到两排，后面偶尔会站着比赛组织方的工作人员。获奖者个人照，有时采取肖像照的形式，儿童与奖杯、奖品同框，通过物件的陈列凸显其获胜身份。较典型的例子是1934年荣获“南京儿童”称号的彭运鹗的优胜照（图5）。照片中，彭运鹗坐在画面中心的立台之上，其右侧奖台悬挂着时任南京市市长石瑛（1878—1943）赠送的“南京儿童”优胜旗，台上陈列两座大小不一的银盾及一架蒋介石（1887—1975）致赠的银质飞机；左侧奖台悬挂南京市政府秘书处赠送的“后起之秀”纪念旗，并放置一座银盾和一座奖杯；他的后面挂着时任卫生署署长刘瑞恒（1890—1961）题写的“民族之光”大旗。〔26〕在画面所呈现的众多奖品与纪念物中，真正归属于彭运鹗个人的仅有一座银盾、一架银质飞机及一面优胜旗。其他被安排进照片的银盾、奖杯以及由政府部门或官员名义赠送的锦旗，将儿童身体全方位包围在奖品和官方标志构成的符号场域中，使个人荣誉不断被放大并上升为城市、国家和民族的象征。获奖儿童肖像照在美国的“更好婴儿比赛”中较为常见，中国获奖者影像更倾向于将父母——尤其是母亲——纳入画面中，或陪立在侧，或将儿童抱持入镜（图6）。比赛在提倡科学育儿和关注儿童健康的同时，强化了女性作为母亲的角色与职责。〔27〕这类照片通过母亲的始终在场，将儿童健康的成败与母亲的抚育责任紧密绑定，潜移默化的视觉规训使母职成为现代儿童健康话语中不可或缺的核心环节。
图6 青岛市婴儿比赛会获奖者照片 拍摄/赵鑫兮 《青岛画报》1936年第24期
第三类为活动报道影像，主要记录比赛的现场状况、参与人群和关键性时刻。1930年，南京第二届婴孩健康比赛举办时, 《良友》《申报·图画周刊》《时代》《时事月报》《文华》《大亚画报》等报刊都对该比赛进行了摄影报道，不少照片着力表现熙熙攘攘的比赛现场及到场的政府官员与社会名流 (图7) 。尽管这届比赛因为场地狭窄、布置不合理、比赛结果不公等遭到舆论批评〔28〕，但相关影像报道并未聚焦争议本身，而是通过反复呈现人群规模、重要人物出席等画面，突出比赛作为公共事件的“成功举办”与社会关注度。此类摄影在新闻层面符合对重要事件的报道逻辑，但其功能不只是信息传递，更服务于一种政治宣传目的。政要和名流出席的画面反复出现在报端，比赛获得更多注视的同时，也在视觉上与政治权威紧密绑定。例如在1929年南京第一届婴孩健康比赛中，组织方特意安排时任南京市市长刘纪文的夫人许淑珍怀抱一岁组第一名婴孩马兴禄，并由南京中华照相馆拍摄纪念照片（图8）。市长之女因规则限制而未能参赛，市长夫人却以颁奖人身份怀抱一位并无社会身份的获奖婴孩入镜。〔29〕在这类照片中，获奖者个人及其养育者被弱化，比赛被突出为一项具有公共性和象征性的社会事件，其影像传播重点在于呈现赛事所蕴含的社会与政治意义。
图7 首都第二届婴儿健康比赛会照片 南京中华照相馆 《良友》1930年第48期
图8 刘市长夫人（左）手抱一岁组第一名马兴禄 南京中华照相馆 《·中央画刊》1929年11月17日第16期
从引入之初到制度化发展，儿童健康比赛通过体格检查照、获胜者影像以及活动报道摄影，将儿童身体转化为可被测量和观看的对象，完成了健康观念的视觉化。早期摄影主要服务于公共卫生教育，通过呈现检查过程强化比赛的科学性与规范性。随着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及慈幼协会在赛事中主导地位的确立，摄影在延续教育功能的同时，开始承担政治宣传的任务，儿童健康被纳入强国的视觉叙事中。然而，在比赛影像从公共卫生教育转向政治宣传的过程中，商业力量的介入使其摄影“儿童相”开启了另一条路径，儿童健康开始脱离纯粹的测量逻辑，向更加大众化和易复制的形象转化。
1926年8月至1927年4月，美国宝华公司经理李元信联合医学博士儿科硕士徐乃礼、申报馆汪英宾（1897—1971）和良友印刷公司经理伍联德（1900—1972，后由余汉生代理），举办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婴儿照相比赛大会。比赛以大众媒体为平台，通过在《申报》《时报》《良友》等报刊刊登广告，向海内外读者征集婴儿照片；评选过程分为四轮，前三轮每轮选出前十名进入决赛，最后一轮决选出前三名优胜者，并按名次给进入决赛的三十名参赛者发放奖金，奖金总额高达400元。〔30〕在高额奖金的吸引下，参赛照片数量超越预期，第三轮票选后主办方只有增加一轮。〔31〕活动期间，《良友》和《时报》副刊《图画时报》分别刊载了入选的476幅婴孩照片。如此数量的照片无法在报刊上单张展示，每轮比赛百幅左右的照片被并置在一起刊登（图9）。这些照片具有高度一致的风格：婴孩多以正面或俯趴的姿势出现，不少儿童裸身出镜；近景和特写的构图方式几乎剥离了婴孩身处的环境信息，仅有少数家具、衣物的片段暗示其位置或家境；照片以数字标志，可供识别婴孩身份的信息亦缺失。〔32〕
图9 宝华婴儿照相比赛大会第二次揭晓 《图画时报》1926年11月21日第328期
宝华婴儿照相比赛并非商业力量介入儿童健康比赛的首次尝试，如前文提到的大昌烟公司1920年在大世界举办的群婴大会即一例。然而，这一场比赛在儿童健康比赛和儿童摄影的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宝华婴儿照相比赛打出的口号是“强国之道，必先强民，而强民之道，尤在强儿”，并宣称判断婴儿强壮与否的“最善之法，莫若集多数婴儿之照片，一一比较之，熟强孰弱，自易鉴别”。〔33〕摄影在这场比赛中被确立为评判健康的核心工具，儿童照片和大众选票取代体格检查与记分卡，成为确认儿童健康的关键凭证。研究童年和游戏史的学者冯素珊（Susan Fernsebner）认为，在宝华婴儿照相比赛的视觉空间中，儿童与玩偶之间没有差别，二者是可置换的；摄影作为一种“教育想象的玩具”，引导公众想象并选择特定类型的儿童身体，将健康转化为可被消费、模仿与传播的视觉范本。〔34〕学者李欧梵将这个活动视为对美国选美比赛的一个“健康”回声。〔35〕当儿童身体不再通过可测量的方式来进行评估而是经由摄影形象来筛选时，能在观看中被迅速识别的外部特征便取代医学指标成为界定“健康”的新标准，即视觉上的强壮和肥胖。宝华婴儿比赛中所刊登的参赛照片，多呈现出面部圆润、四肢丰厚、躯干结实的儿童形象。然而，这种“强壮”并不必然对应实际身体健康情况，拍摄角度、构图安排和焦距选择皆可在照片中放大儿童的体量感。相较于瘦弱的形象，肥壮的儿童更容易在百余幅并置的照片中脱颖而出，拥有评选优势。健康唯有被简化为一种可见的身体外观时，摄影才能成为广告所宣称的判断儿童强壮与否的“最善之法”。
强壮与肥胖作为儿童健康的视觉标准，其形成与赞助比赛的奶粉商之间有密切关系。宝华干牛奶（Momilk）由美国麻省宝华制药厂（Brewer & Co. Inc.）生产，1923年李元信出任宝华制药厂华人经理后将宝华奶粉引入中国市场。〔36〕宝华干奶粉以“纯洁”“滋补”为卖点〔37〕，宣称“既能助长体内细胞及筋肉器官，且易于消化，极合婴儿胃力”〔38〕，其功效叙述与视觉上可辨识的“强壮”身体形象形成共鸣，使面部圆润、体态丰厚的儿童在视觉上被自然化为健康与营养充足的象征。尽管宝华干牛奶这个品牌在比赛后不久因为李元信离职另起炉灶而暂时消失在公众视野，但其开创的健康比赛商业化模式保留下来，被各大奶粉商、婴儿食品或儿童用品公司争相效仿。〔39〕例如，1934年勒吐精代乳粉（Lactogen）与福州天安堂幼稚园联合举办了婴儿健康比赛。〔40〕1935年上海宏兴药房旗下的鹧鸪菜举行全国儿童健康照片比赛，宣称参赛照片多达十万零四百余幅。〔41〕1936年怡德洋行经销的牛栏牌肥儿代乳粉（Cows & Gate Milk Food）举办婴儿照片竞赛会，照相免费还赠送一张给参赛者。〔42〕
随着商业化健康比赛的普及，照片筛选标准越发倾向于强调儿童肥胖的体态。宏兴鹧鸪菜在比赛广告中直接注明照片选择标准是“肥胖、可爱、精神、活泼”，并规定照片中儿童姿势是“服装任便，赤身亦可”。〔43〕然而在比赛公布优胜者时，前九名的照片均为展示赤身裸体的肥胖儿童（图10），前百名入选的照片亦大多如是。比赛进行期间以及获奖结果发布后，这些肥胖“儿童相”被投放到《民报》《新闻报》《时报》《时事新报》《良友》等多种报刊之中，借助大众媒体的分销和传播网络，向全国读者展示所谓的“效验铁证”〔44〕，宣称照片中的儿童“因服鹧鸪菜而得体格坚强”。〔45〕此外，入选照片还被安排在上海宏兴药房各门店进行公开陈列，随后被送往其他城市的热闹区域巡回展览。〔46〕牛栏牌肥儿代乳粉更是在品牌命名上直接体现奶粉的功效，其在杂志上投放的广告也采用挤满画框、“肥硕可爱”的婴儿照片。与征集投稿不同，该品牌举办的婴儿照片竞赛会并未向公众征集现成照片，而是与英明照相馆合作，要求家长将婴儿带至照相馆拍照，照相馆直接将照片转交给怡德洋行，由洋行董事负责评判。〔47〕通过这一流程，儿童形象从拍摄到评选始终处于奶粉商的控制之下，被塑造成能直观证明产品“养成壮健婴儿”功效的模样。〔48〕
图10 上海宏兴鹧鸪菜沪行全国儿童健康照片比赛优胜特辑 《新世纪》1936年第3期
除了直接主办健康照片比赛，儿童食品、药品和用品商还通过赞助的方式，持续介入儿童福利机构及官方主导的健康赛事。《儿童节纪念办法》规定，儿童健康比赛的前几名可以酌情赠予奖品，给商业公司去参加了提供了正当入口。其中，勒吐精代乳粉堪称赞助儿童健康比赛的“行家”。该品牌属于英瑞炼乳公司（Nestlé and Anglo-Swiss Condensed Milk Company，即今天的雀巢公司），20世纪20年代初已开始在中国售卖，并受到市场关注。〔49〕1929年11月3日，南京政府部门在当地青年会举办婴孩比赛会，现场除陈列一些教育科学育儿的图表和模型外，还备有“切合婴孩实用之各种奖品”。〔50〕这些奖品包括“洋囡囡和哈巴狗”，另外“勒吐精代乳粉叠得齐齐地高高地，颇有傲视一切的神气”。〔51〕此次比赛，四、五、六岁组的优胜者拍摄个人照时，标有醒目“Lactogen”字样的奶粉桶被安排出现在儿童怀中，或直接作为其坐凳（图11）。商品与获胜儿童同框出现，使商品得以借助官方比赛所具有的公益性与权威性，自然嵌入“健康”“强国”的视觉叙事之中。
图11 首都婴孩比赛会获奖者 南京中华照相馆 《·中央画刊》1929年11月17日第16期
勒吐精代乳粉在儿童健康比赛中过于突出的存在，也引发了诸多批评。有评论者直言其在比赛中“大做广告”〔52〕，“婴儿比赛会无形中却代它卖了一个效力无比的广告了”〔53〕。亦有人在南京第二届婴儿比赛会后指出，赛事“表面固为提倡婴儿健康，实则不啻为勒吐精代乳粉宣传”。〔54〕或许在此舆论压力下，勒吐精代乳粉虽仍继续赞助南京儿童健康比赛，但奶粉桶与优胜者同框的照片不再出现在活动的新闻报道中。然而，这类影像并未因此消失，而是转移至奶粉商自办的传播渠道上。勒吐精代乳粉将相关照片刊载于其宣传刊物，如在香港发行的《民强》和在上海发行的《勒吐精婴孩卫生季刊》，并在比赛现场向公众发放。这些刊物中大量刊登食用勒吐精代乳粉的婴幼儿照片，包括各地健康比赛优胜者与奶粉罐的合影。类似照片亦被抽取并用作广告，投放至其他报刊。1936年，夏宁诚在健康比赛中获得“南京小孩”称号，勒吐精代乳粉即将其与奶粉罐的合影制作为广告。照片下方附有其父亲的亲笔信，称女儿摘得桂冠“均勒吐精代乳粉之功也”，送上照片作为商品功效的直接“证据”。〔55〕
从商业化儿童健康比赛的实践来看，“可消费的健康”并非单一商业逻辑的结果，而是在商业宣传与民族主义话语合谋的过程中被制造而成。奶粉商等公司参与儿童健康比赛，通常打着“强民”“强国”的口号，以期通过生产“健康”儿童的身体和形象而参与到国家未来的建设中。〔56〕儿童健康被塑造为只要消费某产品就能成为民族发展、国家强盛的希望。儿童福利机构与官方主导的赛事也非商业比赛的对立面。赞助机制使商业力量成为提升赛事规模、奖项吸引力与社会关注度的重要资源，而官方赛事所具有的公益性与权威性又反过来为商业影像提供了合法性背书。借由并置与反复的视觉语法，一种模范的儿童形象逐渐形成，即面容圆润、体态肥硕、形似年画娃娃的摄影“儿童相”。其既满足商业公司对增加销量的期待，也契合国家对“民族之光”的想象。摄影不只记录了现实中的儿童，还生产了一种可被消费、模仿、复制的模范儿童形象。这种模范形象并未随着比赛的结束而消失，而是持续影响着此后儿童摄影的表达方式，甚至延续至当代商业儿童摄影之中。
摄影传入中国之后，儿童并未立即成为独立的表现对象。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影像实践中，儿童多作为家庭关系中的附属，随同官员、士绅、买办父辈一并入镜，成为家族肖像的一部分。在报刊传播层面，20世纪第二个十年出现的儿童影像类型相对有限，最重要的包含翻印的西洋儿童照片、学生活动与童子军的集体合影、名人子女的家庭照，以及少量由照相馆拍摄的童星肖像。这些影像强调身份、秩序与集体，大多关联教育，儿童尚未被视为具有独立人格的主体。摄影技术与传播条件某些特定的程度上也限制了儿童影像的表现方式。相机笨重难移动，要比较长曝光时间，拍摄多在照相馆或可控环境中完成，动态、即兴的儿童活动难以被捕捉。
中国近代儿童“从无名氏的状态下走出”〔57〕，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对儿童作为“人的发现”的重要部分以及“救救孩子”的呼声紧密关联。〔58〕儿童逐渐被视为具有独立人格与发展阶段的存在，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观得到确立。〔59〕20世纪20年代初，儿童文学、儿童刊物、儿童研究相继兴起，摄影亦开始参与这一新儿童观的建构。1921年，周瘦鹃（1894—1968）主编的《半月》杂志率先发起儿童照片比赛。该刊未正式出版之前，便通过报纸刊登启事，征求“一岁至五岁之小儿照片，男女均可，备比赛之用”。〔60〕然而，初期社会反响有限，投稿数量不足，比赛一再延期，直至1922年第1卷第16期“儿童号”，方刊出初入选的20余张照片，并在第1卷第20期公布前三名获奖者。〔61〕《半月》儿童照片比赛的评选标准是“面容和衣饰最美丽”，初选由杂志编辑部完成，入选作品刊出后再由读者投票决出名次。〔62〕或许是杂志逐步打开了销路，读者参与度明显提高，决赛投票数多达4564票，还出现境外儿童参赛。〔63〕通过初选的照片大多仍出自照相馆，但儿童基本脱离家庭语境成为可被独立表现的对象。不少儿童面带笑容，呈现出轻松快乐的情绪。这一期杂志还同时刊出外国有关儿童的绘画、漫画及童星照片，在视觉层面将中国儿童纳入“世界儿童”的图景之中。《半月》的编辑和作者是后来被称为“鸳鸯蝴蝶派”的文人群体，他们在民初积极拥抱摄影、电影等新影像技术。其创办和参与编辑的刊物，受到当时西方画报和通俗杂志的影响，常以专题号的形式关注家庭、爱情、婚姻、季节等主题，是较早尝试以摄影展现儿童情态与日常生活的平台。
192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陈鹤琴（1892—1982）的《儿童心理之研究》上、下册。作为中国现代儿童心理学和幼儿教育学的奠基者，陈鹤琴在该书中系统引入摄影这一视觉媒介，呈现儿童心理的发展过程。自1921年2月，陈鹤琴开始通过文字与摄影持续记录长子一鸣的身心发展状况，直至1923年7月一鸣两岁零七个月为止。这些文字和影像成为《儿童心理之研究》上卷第一章“照相中看一个儿童的发展”的核心内容。该章共收录86张照片，依时间顺序呈现儿童从“渺茫无知”到“模仿成人”再到“喜登高”等阶段性的成长过程。每张照片基本配有描述画面内容的简要标题、拍摄时间、儿童当时的年龄以及一至四句不等的说明文字，形成一种图文兼具的“发展档案”（图12）。尽管部分照片中可见父母、亲友或小动物的身影，但整体而言，儿童始终是画面的中心与主体，多数照片为儿童的单人照。陈鹤琴尤为重视游戏和“野外”在儿童心理发展中的作用，因此拍摄场景多设置在户外或野外，儿童在画面中做着各种有实物或想象的游戏。〔64〕陈鹤琴并非专业摄影师，他给儿子拍摄的“传记式”影像主要服务于科学观察与研究。他将观察到的“好游戏”“好模仿”“好奇” “喜欢成功”“喜欢野外生活”“乐群”“喜欢称赞”的儿童心理〔65〕，融入摄影实践中，使影像成为观察、理解和表现儿童天性的媒介。
图12 陈鹤琴著《儿童心理之研究（上册）》（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第一章“照相中看一个儿童的发展”第20页
如果说《半月》的儿童照片比赛尚处于将摄影“引入儿童”的尝试阶段，那么进入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良友》《文华》《时代》《柯达杂志》《美术生活》等刊物开始更自觉地将儿童作为审美对象。自1928年第25期以来，《良友》设立了“儿童界”专栏，有时表述为“儿童俱乐部”“儿童之页”“黄金年代”等，刊登各类儿童照片。〔66〕《良友》照片的供稿者包括记者、摄影家、照相馆和普通读者，其一直欢迎“富有意趣的各种零碎照片”和“一切能增人见识或美感之摄作”，包括“儿童表情”。〔67〕与画报创刊初期与宝华干奶粉公司举办的婴儿照相比赛不同，这些儿童照片逐渐脱离了照相馆拍摄的静态肖像，转而频繁呈现户外、家庭和公共空间中儿童生活的场景。画面中的儿童奔跑、游戏、嬉闹、舞蹈，或与同伴、动物互动，其动作和情绪成为影像的表现重心。摄影不再以摆布身体、确认形态为目的，而是用于捕捉转瞬即逝的姿态与表情。儿童由此以更为轻松、自然的方式进入影像，形成一种强调天性和动态的视觉风格。
1931年2月，《柯达杂志》刊登了世界摄影大比赛中国赛区的征稿通知，宣称全球总奖金高达十万美元。〔68〕此次比赛专限业余摄影爱好者参赛，所征集照片类别的第一项便是“儿童”，评选标准“皆以普遍眼光观其意味之所在，以能引起兴趣为贵，并不全视摄影技术之精美”。〔69〕同年10月，儿童类一等奖揭晓，是汕头李庆深拍摄的两个孩子相亲相爱的照片。这张照片也是广东省区一等奖和全国大奖，后来参加日内瓦国际比赛又获得特种奖状。〔70〕儿童类的获奖作品随后陆续在杂志刊出，部分照片以“孩子们的工作”为题集中展示。《柯达杂志》，还以“增进本志订阅诸君之摄影兴趣为目的”，从1931年8月起定期举办摄影月赛，儿童数度成为月赛征题（图13）。〔71〕后来，由益昌照相材料行发行的非卖品杂志《长虹》，效仿《柯达杂志》从第一期便推出摄影月赛。1935年9月征题为“儿童生活”，强调“我们不需要呆对着镜箱直瞧的人像照片（Portrait），我们要自然，更希望要他们日常生活的动态”。〔72〕与此相呼应，走艺术大众化、生活艺术化路线的《美术生活》杂志，同样将摄影作为呈现儿童生活的重要媒介。该刊于1934年9月推出“儿童专号”，又于次年儿童年期间发行“儿童生活特辑”，并举办了儿童生活姿态表情竞赛。此次竞赛共收到照片两200幅，入选169幅，最终评选出15名获奖作品。〔73〕这一期用8页版面展示了丰富多彩的儿童表情，拍摄场景亦多在户外。部分获奖照片以8页版面集中刊出，画面多取景于户外，呈现儿童丰富多彩的表情与活动，构成一种明显区别于同时期官方或奶粉商主导的儿童健康比赛影像的视觉景观。
图13 1936年11月份月赛“儿童” 《柯达杂志》1937年第8卷第1期
在这些由报刊主导的摄影实践中，“活泼”慢慢的变成为描述和评论儿童形象的核心词汇之一。不同于中国民间传统文化中对“静”“沉稳”“端庄”的推崇，“活泼”作为一种正面价值，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才被反复倡导，与对“新”“青年”“活力”等现代概念的强调相互交织、彼此呼应。〔74〕“活泼”进入儿童健康比赛的线年上海青年会体育部举办的婴孩赛会中，“活泼”即评判标准之一。在一些商业化的儿童健康照片比赛中，“活泼”亦被强调。〔75〕然而，在具体的影像实践中，这一特质却鲜少得到充分表达。出于公众教育和政治宣传的需求，儿童福利机构和官方主导健康比赛的影像，倾向呈现儿童接受检查以及活动现场的画面，以强化秩序感和权威性；出于商品推销的目的，儿童食品、用品商主导的健康照相比赛，倾向用肥硕的形象直观反映产品功效。相较之下，报刊主导的儿童摄影比赛与专题征集，卸格评估和功效证明任务，反而为摄影师提供了更大的表现空间。
“儿童们的本性是天线〕，但用相机捕捉和表现儿童这些特质，并非易事。《摄影画报》曾多次刊文讨论儿童的拍摄方法，涉及器材选择、室内户外的参数设置、布光方式、儿童心理的把握、玩具在拍摄中的运用等问题。〔77〕尽管拍摄难度不低，由报刊主导的儿童照片比赛与影像实践，仍倾向于呈现儿童活泼、天真的一面，其背后至少存在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作为一种都市大众媒介，画报和综合性杂志以周期性发行和市场销售为前提，必须不断生产具有新鲜感、趣味性和视觉吸引力的内容，以维持读者兴趣与消费欲望。而儿童的动态姿势、丰富表情和游戏活动，更容易构成富有动感和情绪张力的画面，正契合报刊求新、求异的需求。《柯达杂志》《长虹》等商业摄影杂志虽然背后是照相器材商的支持，但其运作仍需服从刊物自身的出版节奏与读者市场的规律，这类杂志既要传播器材信息，也必须通过持续输出具有观赏性与示范性的影像来维系读者兴趣。活泼、富于动态的儿童姿态恰好是理想的展示对象，无形中彰显器材的优越性能。其次，在编辑层面，主导这些刊物的多为接受过新文化洗礼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他们倡导艺术大众化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倾向于将摄影视为表现和探索现代生活的重要手段，而不仅是单纯的记录工具。知识分子认为儿童的行为表现关联社会与民族，今天的儿童即象征着国家的未来。要使中国人过上“一种丰富、美润和新鲜的生活”，作为“活力”的“艺术与美的意识”不可或缺。〔78〕而活泼的摄影“儿童相”正中“活力”艺术的题中之义。
最后，小型照相机、感光材料等摄影技术的发展以及在华销售，为捕捉活泼儿童提供了物质基础。20世纪20年代初，商务印书馆陆续引进了美国柯达公司（Kodak）和德国伊卡公司（ICA）生产的多种相机、胶片及相关摄影设备，使摄影逐渐摆脱专业照相馆的垄断。〔79〕1925年，柯达“巧小灵便”的白朗尼镜箱（Brownie）开始在报刊上投放广告，强调其“孩皆可用之”〔80〕；1930年，柯达软片（Kodak Film）又以“感光迅速”为卖点，宣称“十岁儿童亦可用之”〔81〕。吴印咸（1900—1994）、金石声（1910—2000）等后来被载入中国摄影史的摄影师，正是在20世纪20年代获得柯达小相机，开启其摄影探索之路。〔82〕小型相机和高感光胶片的普及，降低了摄影的技术门槛，使之从专业实践转向家庭和日常生活。摄影作为一项业余爱好在城市知识阶层中兴起〔83〕，也使捕捉儿童活泼天真的本性成为可能。正如业余摄影刊物《长虹》的主要作者“平”所言：“我以为有着摄影机的，如果家里有儿童，尤其是自己的子女，绝对不能轻放过了他们的生活姿态，借着镜箱的轻微动作，就可一一留之相册，永不消灭。这一种纪念，最珍贵，最难得，黄金千万，那里买得？”
回顾近代中国儿童健康比赛的发展历史，能够正常的看到不同社会力量围绕儿童展开的差异化摄影实践。由儿童福利机构和政府部门主导的比赛，强调以医学为基础的科学评估，摄影大多数都用在呈现体格检查过程、获胜者名单及赛事活动现场，服务于公共卫生教育的需要。影像通过展示秩序化姿态和权威性场景，强化比赛的科学性与正当性。随着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及慈幼协会介入，摄影的功能逐渐从公共教育倾向政治宣传，儿童健康成为强国之基，被纳入国家话语之中。在儿童食品、用品商主导儿童健康比赛中，照片评选取代现场体格检查，健康被转译为可被观看和直接比较的视觉形象。强壮、肥硕的儿童身体在影像中被反复强化，与奶粉、药物等商品并置，成为产品功效的直观证据。摄影由此变成为评判儿童健康的核心媒介，摄影“儿童相”走向标准化，成为可被复制、传播和消费的视觉范本。相较之下，报刊主导的儿童摄影比赛并不直接承担评估健康或宣传商品的责任，其影像实践呈现出更为审美化的取向。这类比赛强调捕捉儿童丰富的表情与活动的姿态，展示其天真活泼的本性。在报刊媒介逻辑、儿童本位观念以及摄影技术更新的共同作用下，儿童形象不再局限于比赛中的规范姿态或照相馆里的静态肖像，而是以动态、自然的方式进入公众视野。
儿童摄影并非一开始就作为一种艺术或摄影类型存在，而是在儿童健康比赛及其衍生的照片竞赛中逐渐发展起来的。比赛为摄影提供了持续而稳定的实践场域，其通过反复规定拍摄对象、征集照片、进行评选与刊登，使儿童照片在短时间内被大量生产、传播和消费。在此过程中，摄影不再只是偶尔记录个别人物或家庭生活，而是在制度化的比赛框架中，不断被用于展示“什么样的儿童是值得被看见的”。不同力量主导的比赛以各自的方式推动了儿童摄影的形成：体格检查、获胜者及活动报道影像，使儿童成为公共卫生和民族主义视觉叙事中的重要表现对象；商业照片比赛中的肥硕儿童肖像，将儿童形象转化为可被复制、消费的视觉商品；报刊组织的摄影比赛和儿童专辑，拓宽了儿童影像的表现空间，获得走向艺术的可能。尽管三者在举办目标和形式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它们都通过比赛的形式，持续训练摄影师、父母、编辑、读者的观看习惯，塑造了对儿童影像的审美期待。某一种意义上，儿童健康比赛在提升儿童社会可见度的同时，也使儿童摄影从零散的拍摄实践发展为一个稳定的摄影类型。比赛所倡导的健康、活泼、天真等价值，被转化为一套可识别、可复制的视觉语法，渗透进此后更广泛的儿童摄影创作中。
如果说前文讨论的各类儿童健康比赛，展现了摄影如何在不同话语中被调动以塑造理想的“儿童相”，那么《星期刊》 (The Shanghai Sunday Times) 主办的婴孩活泼比赛（Bonny Babies’ Competition），则为进一步理解儿童摄影实践提供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跨文化语境。1928年3月，《星期刊》发起婴孩活泼比赛，征求华人婴孩、西人婴孩（Occidental babies）和日人婴孩的照片，并在《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等中文报纸上进行广告宣传。〔84〕该报是《上海》 (The Shanghai Times) 的星期刊，1921年创刊，每周日出版。一家在中国上海发行的英文报纸为何会征集日本儿童的照片，是因为《上海》在1915年后由日本外务省投资，掌握绝大部分产权，成为日本在华的国际舆论阵地。〔85〕参加比赛的照片不鼓励用快照，参赛者可以持比赛券去汇芳、光艺、南新等上海各大照相馆免费拍照。〔86〕获奖名单于5月20日宣布，征集来的照片集结成册于6月10日随周报附送。〔87〕1933年2月至4月，《泰晤士星期刊》又举办了一场婴孩活泼比赛。活动期间，《泰晤士星期刊》每周刊登一组入选照片，每组两张，共六张（图14）。这些照片在照相馆拍摄，除了外貌和衣饰没有一点能判断其身份的视觉信息，而且在刊登时也未标注儿童的国籍和家庭背景。不同民族国家的儿童被并置成一排，似乎共同展示着“普遍的”童年世界。当然，无论是将来自不同国家的儿童笼统归入“西方宝贝”，还是仅以中国和日本儿童充当“东方宝贝”的代表，这种分类本身就建立在高度简化乃至粗暴的文化划分之上，难掩其经过“普遍的”童年矫饰下的殖民主义色彩。
有一点有必要注意一下，这一场比赛在中文报刊中被称作婴孩“活泼”比赛，而英文名称中的 bonny 实则指外表的漂亮，并不特指动作姿态、表情神态的活跃生动。从已刊登的照片来看，入选影像都是照相馆拍摄的儿童肖像，构图端正、姿态受限，未能充分体现儿童“活泼”的行为或动作。比赛名称中的“活泼”与参赛照片中的“静”像，形成一种张力，显示其中发生了主动的文化置换，因为“活泼”在中文语境中有更大的价值和号召力。鲁迅通过比较其子在中国和日本的照相馆拍出的不同“儿童相”，指出儿童照片往往并非儿童自身的表达，而是成人社会对儿童进行的塑造与想象。而在这场跨文化比赛中，不同国家的儿童被统一纳入由报刊、照相馆与评审机制共同建构的视觉秩序之中，既不属于某一具体家庭，也暂时脱离了明确的民族身份，成为可被国际观众消费和比较的儿童形象。无论试图从儿童照片中评选出“更漂亮”的宝贝，还是选出“更活泼”的宝贝，其前提都是成人将儿童视为可被塑造的对象。儿童摄影并不是儿童自身的拍摄实践，而是成人拍摄儿童、为儿童赋形的摄影。
不过，儿童并非永远只能作为被拍摄、被观看、被塑造的对象，摄影技术的发展和消费文化的兴盛为其打开另一种可能性。20世纪20年代，柯达在华广告中曾将白朗尼小镜箱打造为“儿童之恩物”，称摄影是“有益之游嬉”，可以“增进智识、开发思想”，儿童“互相拍照可以增添许多乐趣”。〔88〕当相机开始被递到儿童手中，摄影是否可能从单向的观看，转变为儿童去参加了，甚至表达自我的实践？这一问题或许已超出本文的讨论范畴，但它提示我们在围绕成人社会建构儿童形象的主流研究之外，近代儿童摄影仍潜藏着另一条尚待书写的路径，值得继续追问。（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摄影视域下近现代中国‘儿童相’谱系研究（1840—1949）”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4XJC760001）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
